文章摘要:近代中国西学何以传播,不同研究者对传播“路径”有着不同的理解。本文以“新农学”为载体,通过《农学报》在全国的传播为个案对此进行探讨。通过研究发现,“士”和“西学”的相互正名关系,自始至终地影响着国人对于新农学的接受,它们既是一种关系建构,而且也是西学接受的语境逻辑。甲午战后,面对国难,边缘士大夫缘于经济、知识和实践等劣势地位,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救亡工作,农学就是其中一项。罗振玉等以农学为根本,通过他们的“正名”使农学从“野老之学”“新学”上升为“士大夫之学”,宣传《农学报》进而通过农学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嵌入。但此时《农学报》只是边缘士大夫的民间行动;戊戌庚子时期,经过体制内士大夫正名农学成为基本的国策,进而阅读《农学报》,推进农政成为了基本要求;壬寅废八股,乙已废科举,农学成为衡文取士之学,士人攻读农学被授予进士出身,农学成为了制造士大夫之学,为士大夫正名,在这种情况下,士人对于《农学报》的阅读更是趋之若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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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DOI:10.15897/j.cnki.cn51-1046/g2.20220121.002

论文分类号:G216.3